“港独”分子巧言令色，大陆专家看不下去，提出构建“反港独”话语新方式

4月19日，香港媒体《明报》在观点版刊登香港浸会大学高级讲师卢秉权先生的《第23条解释前，全国人大还有没有可能再度释法？》的评论文章。

文章（以下简称“吕文”）援引内地学者朱杰、张晓山、王立万的学术论文（《主权、国家安全与政改：基本法对“港独”的防控机制》和《“港独”思潮的演变趋势与法律应对》）并得出结论：

在香港特区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之前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能会对基本法第27条的“言论自由”作出解释，以限制“港独”思潮的生存空间。

作为香港知名媒体人、教育工作者，卢秉权在文章结尾透露了自己对言论自由的担忧：“以‘打击港独’的名义，打击的可能不只是港独，香港的法治也可能受到影响。”

该文章发表后，《北京宣布新方式“迎接”港人：解读基本法27条！？》、《内地学者再提倡解法禁港独损害言论自由》、《100%谈独自由》等文章相继在《852邮报》、《联合报》、《立场新闻》等媒体发表。

这些文章除了“复述”上述两篇学术论文外，还表达了对利用“解法”和“立法”遏制“港独”的担忧和不满。

如果说陆文还算“克制”的话，那么随后的文章则颇为“直接”：他直接斥责发表学术论文的期刊是“傀儡期刊”，认为“释法”是“动摇香港人权与法治”，呼吁香港民众“高度重视、高度重视、坚决反对”。

网络时代，“真相在传播的过程中丢失了”。

内地学者论文中一些近乎“常识性”的观点，如“言论自由应限于国家安全范围”、“港独会给香港带来破坏和动乱”、“立法应遵循正当程序，尊重香港民意”、“国家安全不仅是中央的安全，也是包括香港700万市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安全”等，经过转述、重新解读，却成了“冲击香港法治的法律工具”。

经过“港独”分子的夸大、延伸和“解读”，“23条立法”被置于“自由、民主、法治”的对立面，“讲独”成为港人必须“誓死捍卫”的自由，“打击港独”成为“破坏香港法治”的代名词。

这些正是朱杰等大陆专家担心的。

他说：“这说明‘一国两制’话语体系早已陷入香港一些势力炮制的‘中港对抗’话语陷阱。

正是为此，朱杰与张晓山联名发表文章，倡导话语方法创新，用新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回应“港独”分子的甜言蜜语。

应对“港独”亟需创新话语

朱杰 武汉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张晓山 武汉大学 博士研究生

反对分裂、维护国家统一，在世界各地都是理所当然的事，为何在香港特区却变得如此“过分”和“可怕”？

作者将这种道德与现实的差距归结为四个方面：

第一，长期形成的“反共思维”。众所周知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，香港社会普遍存在一种“恐共”、“仇共”的情绪，香港非建制派已经习惯把中国（内地）看作专制、落后的“他者”，把香港看作文明、先进的“臣民”。

尽管香港已回归中国近20年，但仍然有不少反对派人士拒绝接受香港回归祖国的现实，不愿承认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合法管辖权。

在这些反对派人士看来，西方“文明国家”立法维护国家安全是理所当然，但在“专制落后”的中国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就是“助纣为虐”，因为法律条文随时可能被“曲解”和“滥用”。

二是滥用“高度自治”话语。香港回归后，中央按照基本法规定，尊重香港特别行政区“高度自治”、“港人治港”，支持和尊重特区政府依法施政，尊重香港人依法施政的权利。

然而，中央对“高度自治”的尊重和诚意，却被香港一些势力解读为中央“不管事”，助长了“特区主导”思维，把不经常行使的权力当成了不存在的权力。

未来一段时间，不少香港民众预期中央政府将继续奉行“自由放任”政策，全然无视香港的政治环境已到了中央政府无法再“袖手旁观”的地步。

当香港社会普遍形成“中央不应干预香港事务”的心态时，中央行使“全面管治权”几乎必然会遭到强烈反弹。

三是自由、民主、法治等“普世价值”的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，人类作为“趋利避害”的动物，天然地倾向于“权利”，厌恶“义务”。

在“普世价值”时代，“主权”理念早已被“人权”理念解构，自由、民主、法治等普世价值成为绝对的“政治正确”，主权、国家安全、民族主义等传统理念无法占据任何道德优势。

更何况，在自诩为“自由民主”阵营的香港，百余年的殖民历史早已淡化了部分港人的国家意识，港人更难为了国家安全而牺牲个人自由。

第四，建制派与非建制派的话语能力存在巨大差距。长期以来，非建制派占据着香港社会的道德和舆论制高点，他们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媒体资源和话语优势对“一国两制”进行偏颇解读，并不时攻击建制派、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。

反观建制派、特区政府和中央尚未形成话语体系，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能力弱，习惯于被动应对，难以有效引导香港舆论。

即便当非建制派鼓吹“违法伸张正义”“暴力抗争”等明显违背法治精神的言论时，建制派、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未能及时制止和纠正，只有当前者做出“辱华”等极端“出格”举动时，后者才进行最低限度的舆论“反击”。

允许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将导致多重不良后果：

首先，“港独”问题尚未解决，“港独”首先威胁的是香港的繁荣稳定，所以遏制“港独”不仅是​​中央的任务，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任务。

与此同时，遏制“港独”也需要香港社会的配合与支持，如果香港社会一味纵容或支持“港独”，“港独”问题将长期得不到解决。

其次，中央在港合法权力没有得到落实。基本法规定了中央享有的多项权力，由于非建制派善于制造话题、操控舆论，中央依法行使合法权力屡遭质疑，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中央管治香港权力和对港政策的落实。

香港回归后，虽然特区政府和中央尝试了各种方式推动香港社会“民心回归”，但中央对“一国两制”的解读仍然处于弱势地位。

“一国两制”的政策和法律优势如果不能转化为民意优势，就无法得到香港民心，甚至可能起到反作用。

最后，“一国两制”长远事业受阻。如果“一国两制”的解读和讨论受制于人，中央对港政策和港府施政势必会越来越深地陷入“话语陷阱”，这直接关系到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，关系到基本法和“一国两制”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贯彻落实。

进入21世纪，话语体系和话语方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。

“重要的不是你说什么，而是你怎么说。”

这提醒我们，在推进“一国两制”时，不仅要注重推进“一国两制”的本质，更要注重推进“一国两制”的形式。

总之，“一国两制”的本质要以香港社会能够接受的形式去推进，在处理“港独”问题上更是如此。

考虑到“港独”问题的严重性，为赢得香港社会对打击“港独”的支持，应加强“一国两制”话语创新，使遏制“港独”的话语更好地被香港社会理解和接受。

对于“反港独”话语的创新，笔者仅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想法：

第一，要从香港与内地“命运共同体”入手。由于“两制”的差异香港问题的来龙去脉，不少香港人认为香港与内地存在权力关系，需要构建“港人大联合”来对抗内地和中央。这种想法显然是片面的，也是错误的。

香港与内地是命运共同体，多数情况下是“香港好，祖国好；祖国好，香港更好”，不存在损香港以利祖国、损祖国以利香港之说。

“港独”同样如此，不仅损害国家利益，也损害香港民众利益。

在推动“反港独”时，要始终把香港和内地视为命运共同体，把香港社会视为反对“港独”的统一战线，避免夸大香港和内地的对立。

第二，在感情上，要有平等对待他人、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。虽然中央与香港是垂直的权力关系，但就香港与内地而言，两地的媒体、学者、网民应该是平等的。

香港社会少数人出于历史优越感，将内地视为“专制、落后”的“他者”，固然是错误的，但内地媒体、学者、网民也应摒弃“赞助人心态”和“宗主心态”。

在讨论“一国两制”与“反港独”时，要有能力平等待人、站在人的角度思考问题，照顾香港人的感受和接受程度。

第三，从逻辑上讲，要坚持实事求是、就事论事的原则。前段时间，由于香港与内地矛盾激化，香港和内地网络上出现一种非理性情绪蔓延，两岸网民纷纷使用“狗蝗虫”“中国人强大”“英国殖民统治残余”等辱骂性词语。

这种滥调性的“传播”显然不利于构建“命运共同体”。大陆学者和媒体在讨论“一国两制”和“反港独”问题时，应该坚持实事求是、就事论事的原则，而不应诉诸“港英残余”、“殖民心态”、“国际阴谋”等伤人论调。

辩论时，应集中讨论正在辩论的问题，避免给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注意力的机会。

第四，在论证上，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，形成完整的“反港独”话语，推动“一国两制”与“反港独”不应停留在“喊口号”的肤浅层面。

相反，论者应该深刻理解香港社会的历史与现实，研究“一国两制”的由来与历史今昔，面对“港独”的谬论，“摆事实讲道理”，从文化、历史、法理、理性等角度探讨“港独”的不成立，指出“港独”对香港社会的危害，从而形成完整的“反港独”话语。

第五，语言上，要选择故事化、人性化的表达方式。在讨论“一国两制”和“反港独”问题时，要避免冰冷的意识形态话语、杀气腾腾的民族主义话语和古板僵硬的道德指责。

相反，评论员应该深入了解、研究和掌握香港社会的话语思维和表达习惯，加强内地与香港社会的沟通对话与交融，寻求内地与香港的情感共鸣，使“一国两制”和“反港独”话语能够更好地被香港社会理解和充分接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