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香港80后诘问：是谁让那些香港年轻人变得偏激无知？

@Text | 陈牧宇

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自香港特区政府推动修订《逃犯条例》以来，香港的动乱已持续两个多月，超过40场街头示威活动几乎使整个城市失去控制。

当抗议者化身为黑衣暴徒，不断打砸政府设施、亵渎国旗国徽、阻碍市民正常生活、围攻反对者时，这场打着“反对修订逃犯条例”旗号的游行示威活动已彻底沦为乌有。

作为一名80后、在香港接受教育的香港人，我最初对示威活动持中立态度，但现在我的情绪逐渐变成了愤怒、悲伤、感动和无助的复杂情感。

举世闻名的繁华城市“东方明珠”仿佛已经面目全非。

我真的想问问那些实施暴力的同胞们：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

我很想问：是谁让香港那些年轻人变得激进、无知呢？

对反修正案的担忧

我在香港生活多年，知道香港总有一部分人对内地政府不满，有时候逛街看到街上挂着“揭露真相”的横幅，就很情绪化地斥责。

我总是对这种“事实”一笑置之。

因为我的家乡在珠三角，从中学开始我就经常回内地度假，所以我对内地的生活很熟悉，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

但这些横幅也让我知道，香港是允许“反中”、“反华”的人存在的。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，一些香港人担心自己无法适应回归后的生活变化，于是选择移民国外。

据香港入境处统计，当时约有60万人离开香港，但香港回归后的实际情况，让一部分离开的人选择返回香港，他们为自己“无知的反应”感到可笑。

然而，这一次，又有一批“无知”的香港人再次产生了恐惧。

据我所知，很多抗议修订《逃犯条例》的人士并不了解该条例的具体法律条文，但《逃犯条例》的修订却引起这些香港人的担忧，他们担心香港的个人自由得不到充分保障。

甚至有人认为，一旦法案通过，一些香港人将被带到内地受审，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起诉。

《逃犯条例》只惩治1%的罪犯，对99%的人没有作用，在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的煽动下，一些有“恐中症”的香港人最终走上街头抗议修例。

迫于压力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不得不宣布《逃犯条例》修订案正式“夭折”。

但反对派并不满足，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出各种诉求，要求林郑月娥政府立即作出回应，香港的示威游行因此接二连三地爆发。

当你戴上有色眼镜时你能看到什么？

或许很多人会疑惑，为什么香港会有“反华”、“恐华”的人呢？

这有历史原因，也有教育原因。

上个世纪，由于国内发生动乱、饥荒或政治斗争，许多人逃到香港，包括对中国政府不满的人。我的祖父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在香港谋生，祖父还在 1970 和 1980 年代在旺角开了一家制衣厂。

在这批香港人眼中，给予他们这样的发展机遇的是港英政府统治下的香港，而不是中国政府。

这些思想如果在香港社会蔓延，就会形成一股无形的“反中势力”，很多人会对大陆政府产生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看法，总是带着有色眼镜评价中国政府，而不是与时俱进，正视中国的进步和变化。

1990年代初，随着内地改革开放，香港产业结构迅速转型升级，制造业逐渐衰落，取而代之的是金融业、服务业，我爷爷的制衣厂也随之倒闭。

退休后，爷爷经常回家乡祭拜祖先，他渐渐看到了中国的变化，以前的不满被平静接受所取代，甚至还在家乡投资买了房子。

然而，并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愿意回到内地感受那里的变化。

香港教育很少全面客观地介绍内地的情况

无论中国政府如何支持香港，建立粤港澳大湾区，为香港继续发展创造机遇，一些香港人却看不到，反而认为政府是在占香港的便宜。

其实，很多出来抗议的青年学生都是博览群书、最有思考能力的，不应该属于“仇华”那一类人。但冲​​在最前面、喊得最响的，往往就是这些年轻人。

香港年轻人生存压力大，对社会环境变化十分敏感，对很多社会问题的容忍度最低，对政治问题反应更强烈。

这与香港的教育体制息息相关，事实上，香港的教育体制很少全面客观地反映内地社会的情况。

我是2000年以后上中学的，那时学的是中国历史，课本上对中国的发展有大概的介绍，也有讲香港归英的来龙去脉，这些都没有明显的政治立场，但如果老师对相关内容有自己的立场，就很容易把自己的想法灌输给学生，影响学生。

依稀记得，我的英语老师在讲到香港与英国的关系时，认为香港割让给英国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，但在英国的统治下，香港却成为举世闻名的“东方之珠”，她似乎还心存感激。

这位英文老师人很好，性格也很好，但对英国有种特殊的感情。这种感情一旦扩大，灌输给学生，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。这种情况在2009年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推动通识教育后，就出现了明显的“扩散效应”。

董建华原本推动通识教育科，目的在于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，而科目中有些单元涉及“现代中国”、“今日香港”等议题。由于通识教育教科书无需送审，因此内容上容易出现错漏，夹杂作者的主观立场，例如将中国的“一党统治”视为邪恶的“一党专制”。

只要通识教育教师带着主观的政治倾向去解读这些教材，初中生每天接触这些教材，自然就会对中国产生错误甚至极端的看法。

邪恶势力控制着

香港接收资讯的渠道并不多，免费电视台只有三家，市民主要收听的电台也只有两三家，报章虽有十几份，但香港人读的却寥寥无几。

香港年轻人大多通过网络渠道获取最新资讯，或关注网络KOL（意见领袖）来了解事物。

当传播信息的渠道和KOL不能做到中立、公正、客观的报道，一些不愿主动寻求真相的香港民众，自然就会在这些偏颇信息的不断影响下，产生“反中”、“反警察”的思想，进而合理化暴徒的行径。

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游行示威结束后，很多示威者变得更加具有破坏性，到处肆意破坏，香港警方出面维持秩序，甚至发射催泪弹驱散这些示威者，也是很自然的结果。

然而，部分本地媒体却聚焦报道“警方如何粗暴执法”，伤害手无寸铁的示威者，甚至认为警方滥施催泪弹，导致示威者化身为“暴徒”反抗，颠倒了因果，结果不少中立市民站到暴徒一边，谴责警方。

而对于警察被暴徒追赶、殴打、手指被咬断、尸体被焚烧的事件，当地媒体却鲜有报道。

但当他们发现抗议者下跪时，他们利用各种资源，制造舆论，激发民众同情，获取社会支持。

心怀不轨的势力控制着信息的传播，不明真相的年轻人成为他们抗议的“棋子”，政府最终只能被动，成为各种问题的“替罪羊”。

香港该如何破解这一困境？

记得有一次看香港的新闻，看到一个女抗议者被警方拘捕，抗议者一边挣扎香港问题的来龙去脉，一边大喊“香港没有未来，我也没有未来！”

当时警方回应她：“香港有没有未来，不是你这样就能改变的！”

香港真的如那位女抗议者所说，没有未来吗？当然没有！

为了让香港更好地发展，国家建立粤港澳大湾区，帮助香港提升第三产业水平，让香港融入国家发展战略。

我希望香港人能够醒悟过来，看到未来可行的前进道路。

香港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最糟糕的，希望永远不会发展到最糟糕的程度。